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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創辦人宋進英先生生平
先生雖身在東京，執業律師，享有清高的名譽和豐厚的收入，但卻時常為日本統治下，臺灣同胞所受教育機會的缺乏與限制，而悒鬱難平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，於是在臺灣光復後第二年，決心完成當年和朱昭陽先生所立下──為臺灣教育貢獻心力的宏願，而毅然束裝返國。 一九四六年先生與朱昭陽先生，眼見光復之初，許多青年求知若渴，而又甚少進修管道，加上需要維持生計，無法專心求學，乃商請故交或同學等當時任教各大學者，鼎力相助，而在無校舍，無校地的情形下，於當年的十月十日晚上暫借開南商工學校操場，舉行開學典禮，從此本省人所創辦的第一所大學──延平學院於焉誕生。當然談不上設備，更談不上經費，但可貴的是在那種惡劣條件之下，能獲得一流教授們對「延平」辦校的共鳴，而義務到校上課，這是宋、朱二位先生所終生感激而念念不忘的。 然半年後「二二八事變」發生，「延平」被指控校內藏有軍械，而受命停辦，部分老師及學生也慘遭逮捕，使先生等辛苦經營而已略具規模的學院，瀕臨解體。幸得當時握有實權的省政府主任祕書羅理先生極力協助，始於一九四八年九月，承西門國小陳炳榮校長支持，夜間提供該校教室作為「延平」上課之用，才得以夜間補校之名復校。惟許多老師及學生，因擔心恐懼被捕，使學生人數銳減，老師上課的情緒也遠不如以前高昂。但是先生和朱校長在逆境中繼續奮鬥，一九五零年獲得北市農會理事長許江富先生慨允，撥出該會所有座落於建國南路之土地三千餘坪，租給本校興建校舍之用。此時朱昭陽先生之故交──吳三連先生出任臺北市長，加上市議會中多位市議員的熱心相助，特別通過輔助本校建築校舍費用總額之半數二十萬元，對私立學校補助金額之大，可謂史無前例。 先生為了籌募建校基金，每天騎著破舊的腳踏車，東奔西跑，摩頂放踵，到處募捐，經常在家人吃過晚餐後，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，汗水淋漓的回家，入了門喝下一大杯開水，顧不得吃飯，就先行打開皮包，整理帳目。所以幾年後，先生每當談起創校的艱辛時，總是說：「參與建校人員的辛勞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得盡的。不論嚴寒或酷暑，大家騎著自行車、帶著便當、自備茶水，日夜奔波勸募，勸募來的錢，沒有人存絲毫貪婪之心，也沒有人動用一分一毫，大家唯一想到的是建校，建一所理想的學校，以造福人群。」由他這一番話，我們可以看出他一生跋涉於百年樹人的旅途中，對於教育理想的執著了。 「延平」創校後，由於朱校長兼任臺灣省合作金庫常務理事，所以到校的時間較少，而且長達二十六、七年，故這段期間，校務之督導與管理，以及和各位老師們的接觸與協調，甚至對學生的輔導等問題，實際上多由先生總攬。除了以上行政工作外，先生還擔任英文科課程約十幾小時，負擔可謂十分沈重，但先生始終甘之如飴。他兼任臺大教授時，臺大曾延請他為專任教授，先生卻為了「延平」而懇辭了。其好友黃啟瑞先生擔任臺北市長時，也有聘請先生為市教育局長之議，他仍為專心辦好「延平」而堅辭。他這種淡泊不慕名利，執著於理想的精神，把生命的意義，做了不凡的詮釋。故一生除了擔任臺大及大同工學院兼任教授一段時間外，只擔任了大同股分有限公司董事職務。 先生在擔任副校長的三十幾年，總是一大早從大直的寓所騎四十幾分鐘的自行車到學校上班，而且每天無論晴雨冷熱，幾乎都是最早到校，在校門口迎接全校師生。對「延平」而言，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園丁，經常穿著暗素色的襯衫和西褲，一得空，不是拿著大剪子或鐵夾子，修剪校園內的花木，就是走遍學校各個角落去撿拾垃圾、字紙、罐盒，和枯枝落葉，把學校整理得和他自己的家一樣，窗明几淨，整齊清潔。他更奉獻了一生，從事於興學，作育英才的平凡而偉大的「園丁」工作上。 先生是位喜怒由衷，剛正不阿的長者，更是守法守分，嫉惡如仇，不同於世人的教育家，所以領導校務，教育學生，最注重品德的修養；當老師們教學不盡理想，或作業的批改不夠盡力，甚至穿著不甚得體時，先生總是當面指正，喜怒形之於色，在其平易隨和的個性之中，更增添了一股懍然使人不敢逼視的威嚴。他要求同仁的事，必定以身作則，率先實踐。而且視學生如子女般的愛護教導，發現學生有不夠用功，或行為方面有瑕疵的，隨時加以指導糾正，尤其是講粗話，用「三字經」的，更是嚴厲斥責，但是學生有表現優異的，就笑逐顏開，大加褒獎。 先生律己甚嚴，生活嚴謹而且規律，因此衣著樸素，連西裝都難得穿幾次；飲食簡單，酒食、宴會竟視為畏途。平素栽花蒔草之外，最大的嗜好是欣賞古典名曲和讀書作學問。先生的身體本來相當硬朗，然因年事漸高，校務和教學的負擔一直十分沈重，但先生每天仍早出晚歸，不辭辛勞為教育奉獻心力，以致積勞成疾，一九七九年初，頓感身體不適而住院檢查，嗣後病情雖見好轉，然健康大損，所以繼續在家療養，唯對學校始終牽腸掛肚，縱然病體羸弱不堪，卻還常強撐著到學校來，看到老師們賣力的教學，及學生勤奮天真的模樣，好像病情都會減輕似的。 尤其是當年(一九七九)十一月，聽到年輕盡責的陳稻雄老師，為搭救學生而不幸失足於溪流中逝世的消息時，先生十分傷心，據說還失眠了好幾個夜晚。陳老師出殯那天，先生也已病入膏肓，舉步維艱，但是他仍堅持要在家人攙扶下，到殯儀館去，他頭髮斑白，骨瘦如柴，瘦癟的身子，猶如西風中的枯枝落葉，教人看了十分不忍。在陳家哀戚的哭聲中，看著他老人家顫顫巍巍地步入靈堂致祭，師生們有人忍不住落淚，卻分不清那淚水是為誰而流了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，一代偉大的教育家終於病情惡化，於下午十一時十分在安祥中永眠逝世。出殯當天，用藍底白字的延平中學校旗覆棺的靈車，再到學校來做最後的巡禮，哀哀學子，悽悽草木，緩緩離去的靈車，似有無限的依戀，肅立兩旁的師生，無不動容。四月二十日，先生的骨灰長厝於陽明山公墓，塚牆上鐫刻著魏火曜先生所題的四個大字──功在延平。事實上先生對教育的貢獻豈只在「延平」而已呢？ 宋進英先生，臺北市人。一九零八年生。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。一九四六年起與朱昭陽先生共同創辦「延平」。一生奉獻教育事業。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逝世，享年七十有一。
回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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